纳粹医生

在讨论纳粹医生的持续功能时，雅各布・R医生强调了“权力的问题――对别人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就这种权力的邪恶使用而言，塔德乌什・S医生引用了费舍尔医生告诉他的一段话：“我们〔纳粹〕现在已经走得这么远了，我们已经无路回头。”这句话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道德原则，邪恶不能消除；一是心理原则，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死亡工厂，必须维持其功能。从心理学角度看，残暴带来残暴：为了给杀戮辩护，证明其正当性，也为了将其视为杀戮之外的东西，持续的杀戮沦为了心理需要。以这种分裂和麻木而生活的动力，在恩斯特・B所说的纳粹医生后来的态度中也显示出来：“哦，他们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道德不安。他们只是对失掉了这场战争不高兴。”

所以，法学家兼纳粹占领时期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说：“犹太人是较低的生命物种，是一种寄生虫，通过接触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德国民族。”他在自己统治的地方屠杀犹太人时宣布：“现在，一个得病的欧洲将会重新获得健康。”这是一种意志的宗教，意志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原则”，而纳粹的“意志”是对生死的完全控制。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个术语只能大致说明纳粹对自然“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强调。事实上，纳粹政权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进化论假定所有种族是一个共同起源，它或多或少是民主的，因此它与纳粹关于雅利安固有种族优势的原则相冲突。

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支撑极权体系，它需要借助权力的保驾护航。如果说希特勒上台前纳粹的吸引力来自于意识形态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他上台后，其吸引力则越来越借助于权力的魔法。在这里，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于是，“真实的信仰”和“表演性的信仰”界限变得模糊，并相互循环。

人民共和国必须坚守一点：只有健康者才能生育孩子……在这一点上，国家必须作为一个美满未来的守护者而承担责任……必须将最现代的医学技术手段运用于此。必须宣布，所有那些无论在哪个方面，只要是有病者，或者是有遗传病者，都不适于繁殖，不适于繁衍下去。

我与他在整整3天的时间内交谈了大约20个小时，我发现，这个生活在在繁荣的乡村环境中的老人精明、精力充沛而狂热，在我访谈过的所有医生中，他是最顽固不化的纳粹。他的一生，独特地体现出纳粹对暴力国家主义和狂想生物学的特殊混合。 我们第一次见面坐下来不久，他就提到近期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个医生的研究计划，要消除临床前的理论与临床工作的分离，他说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也曾经在这样的计划中工作过，当时“医生们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完全自足的医学组织”，它将所有的卫生组织和私人机构都融为“一个完整的医学部门”。这就奠定了他与我交谈的基调：对美妙纳粹医学经历的怀旧，对其失败的辩解，毫不后悔自己信奉这样一种愿景。

这样的一个理论家阿道夫・约斯特在一本出版于1895年的书中，就有过这种直接医学屠杀的早期呼吁，这本书有意使用了《应该去死》的标题。约斯特认为，对个体死亡的控制最终必须归属于社会有机体――国家。这个概念与英裔美国人传统的安乐死概念直接对立，那种安乐死强调个体有“去死的权利”或“死亡权利”或“对于自己死亡的权利”，视此为终极的人之要求。与此相反，约斯特讲的是国家杀人的权利。他虽也谈到对不治之症的怜悯和解脱痛苦，但重点是“人民”和国家的健康。他指出，国家在战争中其实已经行使了这些“权利”，成千上万的个体为了国家而牺牲。他的终极论点是生物学层面的：“应该去死〔就是〕适宜生存的关键。”国家必须掌管死亡，必须杀戮，以便保证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健康。

在大规模屠杀的愿景和技术上，奥斯维辛有了巨大的提升。纳粹那种生物学想象光怪陆离地体现在奥斯维辛的愿景之中，霍斯曾回忆希姆莱对这座屠杀营目的的描述，对此有所揭示： 犹太人是德国人民的永恒敌人，必须被消灭掉。我们掌握之中的所有犹太人都要无一例外地毁灭，就在现在，就在这场战争之中。如果我们未能成功地毁灭犹太人这种生物，犹太人有一天就会毁灭德国人民。

霍斯后来（在法庭作证时）估计，奥斯维辛总共使用了1900公斤这种屠杀药物。甫一开始，他就向奥斯维辛的医生咨询了齐克隆-B毒气的效果： 我总是认为受害者会有一种可怕的窒息之感，但那些尸体都没有惊厥抽搐的迹象，无一例外。医生向我解释说，氢氰酸对人的肺有一种麻痹作用，但它起效非常快非常强，所以人还没有出现惊厥抽搐时就已经死亡了，在这一点上，它的效果就不同于一氧化碳或通常缺氧所带来的效果。 这种解释虚假地暗示无痛致死。然而，这种通常的医学效果可以安慰霍斯，他再也用不着经历面对面屠杀的可怕了：“一想到要用枪杀来执行消灭，我就总是发抖……想到我们总算是避开了那种大屠杀，受害者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也避开了折磨，我就有解脱之感。”

医生们也受到了德国即将战败的影响。一些人变得可亲和乐于助人，寻求将被解放的囚犯的支持，他们知道自己很快就需要这种支持了。但是有些人的反应则相反，更为起劲地把人们全都筛选去死。洛蒂・M医生看到：“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更有必要去相信自己是对的……你多少会感觉到他们在说‘我们仍然是对的’。”

康拉德・摩根讲述了党卫队医生如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分享权力的感受。他去过一个党卫队卫兵室，发现这里远不是那种斯巴达式的简朴清苦。长沙发上躺着“玻璃眼镜闪亮”的党卫队人员，有美貌的犹太女囚犯“像对待巴夏一样”伺候他们。陪同摩根的这个党卫队人员（很可能是个官员），看到摩根对这一切似乎非常震惊后：“只是耸耸肩，说：这些人刚度过一个艰苦的夜晚，他们不得不把好几批人弄走。”这个陪同也相信他们有这种权利。

追求效率、极度随意，还有残忍和羞辱，在集中营筛选中，这些情况格外突出。一个捷克犹太人囚犯医生雅各布・R描述了“有时党卫队会把整个特别行动队叫来，让他们脱下裤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没有臀肌〔这表明了饥饿和衰弱〕，如果没有就送往毒气室”。沃尔肯讲述了执行筛选的医生挑一些“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让他不高兴的〔囚徒〕……压根就没有医学检查”，所以他的一个朋友“就因为阑尾炎手术留下一个老伤疤被送往了毒气室”。如同他所补充的：“这样一个医生可以在10分钟内检查完一个区里的所有囚犯――大约是500人，这种筛选是怎样进行的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项目的一个领导者后来说，当指示尸体不再单个火化，骨灰必然混合时，他“由于宗教虔诚的原因”激烈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自己曾对负责执行这个命令的管理者说：“即使德国人民原谅了你所有事情，他们也永远不会原谅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对任何类似回忆持一种质疑态度，但它表明，即使是在当时也存在着一丝闪光，意识到了这种临终一步的医学伪造的亵渎性质。

“特殊处理”是屠杀所有犹太人的神秘而紧急命令的一部分，一旦奥斯维辛开始执行这个命令，任何犹太人的到来或犹太人囚犯，都会被纳粹医生的“奥斯维辛自我”指定去死，而且在心理上视作已经死亡。杀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并不会被体验为杀人。由于犹太人长期以来就是纳粹指定的受害者，是被普遍感知为携带着死亡的人，或者是死亡污染的承载者，他们已经是“双重死者”了。就像一个人不能再去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无论怎样在医学试验中损毁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对他们的伤害。

一位著名的波兰囚犯医生瓦迪斯瓦夫・法基尔形容奥斯维辛“健康服务”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大屠杀中的一环”。“门诊中心”是“筛选之地”，而住院则是“死亡之前的‘候诊室’”。在他看来，奥斯维辛的医院也在提供一种医学合法性：“如果人们得知在集中营有这样的……机构，他就不会相信囚犯会是饿死、恐怖或大屠杀的对象。”医院还有隔离病人的功能，尤其是那些传染病患者，以“防止可能的流行病，它会影响到党卫队人员和德国工业所雇佣的隶属于集中营的平民奴隶劳动力”。

恩斯特・B本人在详细解说这个技术问题时，变得有点兴奋了： 你知道，毒气室是够用的，它没有问题。但要烧掉尸体，对吧？焚尸炉已经崩溃了。它们〔尸体〕不得不用大堆来烧……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也没有很多的空间，所以开始时大家认为应该堆一些小堆……好吧，这个总得试一试……然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物理学知识贡献出来，讨论怎样做会有所不同。如果你是在尸体周围挖沟，那么空气就会从下面朝上流动，木柴放在下面，汽油放在上面――或者是汽油放在下面，木柴放在中间，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嗯，解决办法就是不让火熄灭。保持好毒气室与焚尸之间的衔接。当〔火〕达到一定的强度时，那就正好――不过，此时你又不能接近它，因为太热了，等等吧。就这样一些问题。

一个名叫海因茨・蒂洛（Heinz Thilo）的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合适得多的名称――“世界的肛门”（anus mundi），这个词说出了另外一个纳粹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要表达的特点，他形容“毒杀羸弱妇女的行动……格外令人不愉快”：是“所有恐惧中的最恐怖”。一个机敏的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世界的肛门”一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弃物。在奥斯维辛，这尤其指犹太人。

亚伯拉罕・C医生也讲述了同样的悲伤。他是一个放射科医生，与妻子一道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来到奥斯维辛，他把自己的皮大衣给她穿上，把自己的围巾围在她头上。他回忆说，由于“她看起来像一个小老太”，于是被命令站到了走向毒气室的那一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对她的保护，使她被弄到了错误的那一队；否则的话，她年轻、活泼，是应该与那些三四十岁的年轻女性站到一起的，这些人活着去了集中营。”

人们记忆的这件事有一些混乱。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一群共谋者，包括卡尔・朋霍费尔的女婿汉斯・冯・多纳尼，考虑将希特勒抓起来，以人民法庭的名义审判其用招致战争的方式危及了德国的安全。多纳尼和另外一个人制作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各种疾病的报告，把它拿给朋霍费尔看，希望他或由他领导的一个小组能够证明希特勒精神错乱。后来还有一次质疑希特勒是否精神健全的尝试，是战争最后一年中一些高级纳粹党员的图谋。并没有书面证据表明埃瓦尔德参与了这两起中的任何一次，不过他有可能参与了另外一起未记录下来的精神病医生们的努力，想要宣布希特勒为精神病患者。

T4项目的筛选标准已经很低了，而14f13项目则更低。T4医生的“检查”很马虎或干脆没有，问卷调查表常常没有任何医学信息，只列举囚犯犯罪的罪名和政治上的问题。普通的党卫队集中营人员就可以将囚犯的政治信仰或对元首的无礼评说解释为“心智缺陷”或“心理偏失”，而来到集中营的T4医生委员会几乎从来不反对这些党卫队人员提出的“转运”（至屠杀设施）的要求。不管这是多么歪曲拙劣的医学障眼法，囚犯们看到的“医生们穿着白大褂”，也有一些人显然猜到了他们是伪装起来的盖世太保。

任何时候一个党卫队医生来到奥斯维辛，都会重复这个过程：新来者提出的问题被他已有经验的喝酒同伴给予回答。他会问：“这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概括性的回答……论证了一切，什么对他〔囚犯〕更好――是他死在屎尿之中，还是在〔一片〕毒气中上天堂？这就把提问者的一切都平息了。

一位非医学方面的科学家囚犯曾近距离观察过一些纳粹医生，读过他们的一些记录，对此有这样的描述： 他们认为自己在扮演“奥斯维辛大治疗师”（Therapia Magna Auschwitzciense）。他们甚至使用T.M.这个缩写。开始时，这是嘲弄讽刺的，但渐渐地他们就用它来指毒气室了。所以，任何时候你见到T.M.这个缩写，它指的就是毒气室。这个词是舒曼发明的，他觉得自己是奥斯维辛医生这个知识分子圈中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比如，他们用这个词来表示将人们从斑疹伤寒传染中拯救出来，他们为人们做了好事。也有他们所做之事是一种人性方式的感觉……“大治疗师”这个概念的第二层意思是进行科学研究――为科学而了解知识，等等。

恩斯特・B医生带着强烈的感受概括了这个转变过程的极端和神秘： ……这个〔转变过程〕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但是，正是这同样的现象现在就发生在恐怖分子之中，一些封闭的恐怖分子组织就是这样……只有经历〔过它的人才会知道〕。专家可以记录它，但不能进入到它的里面……不过，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某种感觉。当你走进一家正在屠宰牲畜的屠宰场……里面的气味也是它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它们〔牛〕倒地死去等等。此后你吃牛排很可能感觉不太好。但当你每天都这样做〔待在这个情境中〕，持续两周，你的牛排就如同以前一样美味了。

到了1942年9月，法本公司就在莫诺维茨经营起自己的集中营了。法本公司与党卫队的这种合作不同于“常规的奴隶经济学”（在常规的奴隶经济学中，奴隶是“要维持和最佳利用的资产设备”，须在充分的生命长度中逐渐“折旧”），而这种合作是： 将奴隶劳动力降低为一种消耗性的原材料，一种人力矿石，系统性地从里面榨取生命之矿。当没有可用的能量后，这些活着的矿渣就被运往比克瑙屠杀中心的毒气室和焚尸场烧尸炉，党卫队在这里又将它们循环为德国的战争经济――金牙送到帝国银行，头发制造垫子……即使是走向死亡者的呻吟也变成了一种工作刺激，劝诫活着的囚犯更努力地干活。

法本公司为奥斯维辛的病情分类处理―屠杀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维度。1941年3月，它同意为党卫队支付集中营奴隶劳动力的费用，非技术劳动力每人每天3帝国马克，技术劳动力每人每天4帝国马克，童工是每人每天1.5帝国马克。法本公司的代表有时会抱怨党卫队对囚犯太残忍，防碍了他们干活（同时也同情党卫队的做法，“对于这些人只有野蛮力量才起作用”，“没有身体惩罚，什么活都干不出来”）。不过，最主要的抱怨或许还是“来自柏林〔指柏林当局〕的运输仍然是有那么多的妇女和儿童以及老年犹太人”（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能干活的男性劳动力）。

囚犯们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制造一种健康、强壮、尤其是能干活的外观感觉。一些人在衣服里塞一些破布，以显得胖一些（在不要求脱光衣服的情况下）；有些人则把自己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涂到脸上，或者是快速地用力擦脸，以便把苍白遮住，让脸上有点颜色；每个人都尽量做出精力旺盛的举动（小跑或跑步到达位置），远远超过他们当时的实际体力。玛丽安・F向我解释说，尽管并不理解为什么和怎样做，“我就要在我脸上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笑容……〔我〕决定永远也不露出害怕”，她忍受着痛苦也要刷牙和洗脸――这些都是一些囚犯要争取活下来而采取的不同寻常的努力。

一个鉴定系统建立起来，根据这个系统，每个囚犯的囚服上都缝有一块长方形布料，上面印有不同颜色的三角形：红色表示政治犯，紫色表示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黑色表示“无社会性”者（比如妓女）、绿色表示罪犯、粉红表示同性恋。犹太人的三角形通常为红色，但附加了一个黄色三角形，构成了六角星形（大卫之星）。1944年后期，这种“犹太星”被废止，改为分类三角形上方加一根水平黄色条。

亨利・Q医生愤怒地提到了那些“关心病人”的医生却又“没有抗拒地参与到这样的大屠杀之中”，他指出，只有一个党卫队医生（事实上关于他的事有一些质疑）要求改派去俄国前线。亨利・Q将这个记录与囚犯医生始终如一的抵抗做了对比，后者冒着生命危险改动送往毒气室人员名单，以各种方式在筛选中救人。他近距离地看到了程序化与极度道德冷漠的关系――也就是……“上班下班的绅士”那种“放松”的态度。囚犯医生马格达・V指出（如同亨利・Q医生也指出的那样），不管纳粹医生对待筛选的态度有什么差别，他们还是将此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执行――而且还有着这样的顺从：“我想这些杂种知道他们来这里是干什么。”

在这个精心设计的医学欺骗中，医生们是中心角色。亨利・Q医生这样强调： 〔纳粹〕医生……在欺骗上的共谋……是一种真正的表演……一辆红十字卡车让人们安心，卡车里装的就是要用来杀掉他们的氢氰酸。当人们运到时，会有一辆红十字救护车。这些细节就是用来让大家安心的。当人们看到救护车，会想这是一种医疗救护。用这种深思熟虑的心理处理来让人们不要有反应…… 有一些卡车，病人和老人、儿童和怀孕的妇女都告知到卡车上去。人们认为德国人文明，用卡车送病人、老人、儿童和妇女。人们真的认为德国人没有那么坏。然而，健康的人去了集中营，卡车去了毒气室。人们争着上这些卡车，〔说自己有〕糖尿病或心脏病。他们本来是去集中营的，但他们以为卡车的结局会好一些。

所以，“特殊处理”一词的使用，形成了顺序：首先是用于所说的危险罪犯，然后是更大社会中那些医学上被判定为“不值得活着的生命”，最后是集中营中也属于医学化的“安乐死”（通过14f13项目，它总是使用这个词），其对象是所有被这个政权认为不想要的群体（犹太人、同性恋者、政治上的反对者、普通罪犯、“偷懒无能的因素”、天主教批评者，等等）和现在所谓的“不值得活着的生命”。以这种形式延伸至集中营的“安乐死”，无限地扩大了医学屠杀的潜在范围。这种不受法律支配却又合法的屠杀形式具有特别优先权和绝对地位。

运输安排是这种精神病学转运的一幅讽刺画。为此事而建立的“公共福利救护服务公司”把“运输名单”发给它要去拉走病人的各家病院，并说明，与病人一道要带上的，是病人的病史、个人物品以及值钱物品的清单，还特别指出，那些长途运输可能危及生命的病人不能转运（这看似一种医学上的关心，实际上是要避免病人死在路上的尴尬）。党卫队人员管理此事，他们经常身穿白色制服或白大褂，以便看起来像医生、护士或护工。有一些报告提到了“身穿白大褂与党卫队黑皮靴的人”，这种组合将“安乐死”项目的基本性质形象地概括出来了。